《贞观政要》赏析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

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

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

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

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

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

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

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

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

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

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

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

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

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

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

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

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

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

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

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

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

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

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

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

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

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

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

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

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

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

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

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

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

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

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

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

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

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

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

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

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

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

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

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

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

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

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

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

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

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

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

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

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

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qi崇重，

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

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

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

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

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

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政体第二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

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

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

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

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

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

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

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

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

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

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

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

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

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

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

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

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

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

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

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

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

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

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

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

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

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

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

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

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

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

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

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

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

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

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

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

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

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

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

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

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

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

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

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

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

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

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

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

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

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

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

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

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

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

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

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

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

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

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

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

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

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

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

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

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

‘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

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

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

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

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

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

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

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

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

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

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

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

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

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

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

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

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

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

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

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

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

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

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

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

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

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

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回到唐朝当皇帝 《贞观政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