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走出了病房,一眼就看到卫先生的妻子和家里人都在护士站,正在和这边的护士说着照顾卫先生的事儿。
主要还是在说着卫先生平日里的习惯,希望这边的护士都卫先生都照顾到,看的出来,他们对卫先生的日常还是相当关心的,甚至有些过分的关心了,简直是什么事儿都要过问。
看到方言从房间里走出来,卫先生的妻子看到后立马对着方言招呼:
“方大夫!”
“刚才卫先生提了个要求,希望你们配合一下。”方言也没绕弯子开门见山的说道。
“他有什么要求?”卫先生妻子皱起眉头对着方言问道,方言看她的表情好像是已经猜到卫先生会提出什么要求来了。
“刚才他说,他希望你们先别来探望他。”方言对着他们说道。
方言话音落下,走廊里瞬间静得能听见掉针声。
卫先生的妻子猛地攥紧了手里的提包带子,指节泛白,脸颊涨红,声音陡然拔高,带着被刺痛的尖锐和一种“果然如此”的委屈与愤怒: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她往前踏了一步,紧盯着方言,语速又快又急,像是憋了许久的怨气找到了出口,“方大夫,您看看他现在这样子!脑子根本不清楚,说话颠三倒四,好坏不分!我们起早贪黑守着他,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他倒好,一张嘴就要推开我们?这还不是精神不正常?您怎么能由着他胡来!”
她旁边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衣着讲究的老太太,也慌了神,急忙拉住方言的袖子,带着哭腔:
“方大夫,您可不能答应他啊!他现在这样,身边没个家里人怎么行?万一…万一他又想不开…我们,我们…”老太太说不下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满眼都是后怕和恳求。
一个看起来是卫先生兄长的中年男人也皱着眉插话:“方大夫,他这明显是病糊涂了说胡话,您得劝劝他,怎么能听病人的?他要是清醒的,能住这儿来吗?”
看着情绪激动的家属们,方言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等卫妻那阵激烈的情绪稍稍平复,才用平稳而清晰的声音开口,目光直视着她:
“卫太太,我理解您的心情,但请您冷静听我说完。他提出这个要求,恰恰说明他的意识在恢复,认知能力在提升,而不是您认为的胡话或精神不正常。”
看到卫妻张口想反驳,方言抬手做了个“稍等”的手势,语气加重了几分,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判断:
“一个真正意识模糊、精神混乱的病人,是无法如此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意愿的。他能明确说出他们在,我脑子乱,他们走了,我感觉世界都干净了,这背后反映的是他对自身情绪状态和环境刺激的敏锐感知。这说明他的神志已经摆脱了之前那种混沌隔绝的状态,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好恶判断,这是病情好转的重要标志,是康复进程中的一个积极信号。”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神情各异的家属。
卫先生的妻子咬着嘴唇,眼神复杂,愤怒里掺杂着一丝动摇和被点破的难堪。
老太太则茫然又焦虑。
方言放缓了语调,但依旧态度坚定:
“我理解你们的关心和担忧,但治病的关键在于对症和顺势。他现在最核心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是高度的情绪敏感、焦虑和由此引发的躯体化反应,幻听、恐惧。”
“他明确表达了与你们接触会让他感到压力巨大、脑子乱。如果我们强行违背他此刻强烈的、符合病理机制的意愿,继续密集探视,结果是什么?只会不断强化他脑中的负面联想,反复刺激他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让刚刚开始下降的肝火重新烧起来,让好不容易稳定一点的心神再次被打乱。这等同于在康复的路上人为设置障碍,甚至可能导致病情反复、治疗时间延长。这对病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那位兄长还想说什么:“可是…”
方言直接转向他,语气带着医生的决断:
“没有可是。家属的爱护之心我完全理解,但此刻,专业的医疗判断必须放在首位。我是他的主治医生,我的责任是基于他的病情和治疗需要,做出最有利于他康复的决定。”
他重新看向卫先生的妻子:
“卫太太,我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而且是至关重要的配合,就是给他空间和时间,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这个全新的、中立安全的环境里,慢慢将火降下来,将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不是推开你们,恰恰是为了更快、更彻底地把他接回来。”
“这样…我向您保证,我们的医护团队会24小时密切监护他的状态,有任何重要变化或需求,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同时,我也会根据他的恢复情况,适时、适度地安排你们在可控的、不会对他造成压力的前提下进行接触,比如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看看他的状态,或者在他情绪更稳定后安排简短的、有引导的会面。这才是对他真正负责的做法。”
卫妻的胸脯起伏着,愤怒渐渐被一种巨大的失落和更深的不安取代。
她看了看紧闭的病房门,又看看目光坚定、条理清晰的方言,最终,她垂下头,声音低了许多,带着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妥协:
“那…那他要多久才能好?才能愿意…见我们?”
“这个时间表需要根据他的个体反应来定,无法精确到天。”方言实事求是地说,“但我可以向您承诺两点:第一,我会每天密切关注他的状态,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第二,只要他出现情绪持续稳定、幻听减少、主动表达积极意愿的迹象,我会立刻安排你们尝试接触。康复是一个过程,急不得,但方向正确,结果可期。请你们相信我,也相信他自身恢复的力量。”